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******

　　从“学校体育”发芽，因“终身体育”发展——

　　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

　　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
　　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，长45米，宽22米，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，一边挂着横幅“中国足球从我做起”，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：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；更衣室等同杂物间，想钻进去，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，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；休闲娱乐区最“宽敞”，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；厨房“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”，还有一个洗澡间。平日训练，至少二三十人活动，若有比赛，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。

　　可要找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，带着生鲜干果、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，转角隐入绿茵场。一进门，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“老有所乐”，一排小字点明方位“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”。

　　“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，五六十岁的居多，80岁以上的还有6名，年龄最大的88岁，是一支爷爷足球队。”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“中坚力量”，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，他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，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，“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，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，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，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，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。”这个被命名为“一友”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，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而另外3位“老大哥”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、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、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，“4个发起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其他都‘走’了。”

　　学校的足球氛围，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，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、教练，球龄已有70年，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，“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，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。”他记得，学校有两个“最好、最标准”的足球场，篮球场也有10多个，“下午4点半下课，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。”

　　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，而是在当时，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，“成绩好、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。”李崇智表示，目前，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，“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，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。”

　　有了学校的基础，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，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，“来了不少中年人。”孙滇云记得，队伍成立不久，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，为了参赛、壮大队伍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，“警察、医生、自主择业的、京剧团唱戏的……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，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。”1986年，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，“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，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，一匹黑马冲出去。”

　　“老人们尤其坚信，只要有人上场，云南足球就不会倒。”孙滇云记忆里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，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，他们是校友、队友甚至是师生，发展到后来，加入了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“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，‘一友’也从‘一中校友’转变为‘一群好友’了。”

　　8年前，球队结束了“漂泊”的日子，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，但球场地势较高，一到下雨天，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，上场的人都一腿泥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，众人一商量，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，“多的凑一两万元，少的凑千百元。”用国家级裁判、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，“为了有个地方，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拴在一起”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，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，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，“孤独感”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　　无论场上场下，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，“训练后，大家分两桌做饭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。”他以牛肉举例，“一份做红烧，味道浓一点，给年轻人吃，一份做清汤，炖烂了，适合老队员。”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，通常忙不急吃饭，为了训练调的班，还得尽快补上。

　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“禁赛”，但训练时间一到，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，在这里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“信条”依然鲜活，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，在足球的语境里，“当年训练，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”的古早经历，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。

　　为了安全比赛，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，起到提示作用，但彼此熟悉后，“提示”就种在了心里，“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，只能封堵传球路线，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，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。”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，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，在父亲离世后，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，“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，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，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，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。”

　　为了“圆梦”，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。“比赛中，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，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。”他没料到，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，从此以后，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：“高球来了，用肩、用胸，一定不要拿头顶球，得忍住。”毕竟，伤病的滋味，他永远记得，“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，我才退队。”如今，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，他很珍惜，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，能过球瘾，还能适当锻炼身体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。”

　　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。”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，“七八十岁，还能每周聚在一起，换换衣服，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，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”心头一紧时，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，“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，是不是还能坚持？”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“少年”，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（新春见闻）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：盼两岸交流更顺畅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：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：盼两岸交流更顺畅

　　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

　　今年农历春节，是很多人期盼已久的团圆年，长年在大陆打拼的台湾青年返台过年，与亲友重聚。他们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期待未来两岸交流更顺畅、往来更便捷。

　　张毓中：与家人团圆 品尝家乡美食

　　来自台湾台中的张毓中，是一名“北漂”青年。前两年由于疫情，他留在北京过春节，今年终于有机会回乡与家人团聚。

　　“我们会贴春联、放鞭炮、发红包，也会去庙里走走，但年夜饭可能有些不同，比如在台湾我们会吃一道菜叫乌鱼子，是风味比较独特的美食。”张毓中说，在北京过年时也会与朋友约着一起吃台湾菜，但回到家乡品尝当地美食的感受仍不可替代。

　　除夕夜，张毓中和家里的亲戚朋友聚餐，享受来之不易的团圆。春节假期，他和家人外出旅行。“其实我想在家里待久一点，但我妈有点‘憋得慌’，那就一起出去走走。”

　　在张毓中看来，今年的春节年味特别浓，有一种“全球华人大团圆”之感。不仅他从大陆飞回台湾，很多小时候的朋友也从美国、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回到家乡过年，大家难得相聚。

　　“感觉真的很不一样，再加上台湾天气很好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氛围很棒。”他表示，假期过后，他会继续留在台湾一段时间，之后会返回大陆，继续自己的工作，“希望到时航班会更加顺畅，”他说。

　　郭雪筠：为父母包红包 发现有趣差异

　　“台北女孩”郭雪筠在北京过了几年春节后，今年终于回到家人身边。“见到家人总是会很开心的，就是那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我也会赶快去看看台湾现在便利店在卖什么、现在流行什么餐厅。”

　　过年从北京飞回台湾，郭雪筠的行程总体顺利，但因为不少在大陆工作的台湾朋友都选择过年回台，往返两岸的航班价格较高。

　　“因为我家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，就是除夕大家吃个饭。”郭雪筠表示，但是，今年她特别为父母包了红包，以表孝心。

　　“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在台湾我们是会包红包给父母的，但是在大陆好像不是这样。”她也曾和朋友交流过，发现台湾约定俗成是工作之后为他人包红包，并会向长辈表示心意，但在大陆红包似乎较多是给晚辈。

　　郭雪筠还表示，台湾有很浓厚的过年气氛，春节期间很多店铺都关门，外面的鞭炮声很多，年夜饭也吃得比平时更丰盛。

　　她也观察到了一些变化，包括在街上会遇到更多人谈论在大陆的工作、生活，逛夜市也会发现有商贩在卖大陆零食。

　　假期过后，郭雪筠就会回到北京。“两岸关系很密切，所以交流的需求也很高。”她说，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互相交流的机会，也希望航班可以再多一点，让大家出行、回家方便。

　　黄柏翔：过温暖春节 盼往来顺畅

　　在北京从事金融租赁相关工作的黄柏翔，过年回到了故乡高雄。他十分兴奋，“我在大陆工作，能够回来看看父母，体会一下台湾的年味，心情是蛮高兴的，家人见到我也都特别开心。”

　　“台湾南部天气比较温暖，年味也很浓，过年会去庙里‘拜拜’等。像我家人也会一起吃年夜饭、看看电视节目，其实和大陆蛮像的。”黄柏翔说。

　　除了与家人团聚，黄柏翔这次回到台湾也见了不少老朋友。“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陆，包括旅游、工作等等，我看到很多人对两岸交流是很期待的。”他说。

　　黄柏翔也告诉记者，这次回台湾，航班比以往更紧张、机票价格也更高，但购票过程还算顺利。“希望今后可以多开一些航班，方便两岸之间的往返。交流、沟通更便利，总是个好事情。”(完)